又到了一年艺考的时候，前阵子看到公交车里背着画板的学生，昨天又看到站内的话题 “我的艺考现场”。
许多Souler分享了自己艺考的生活，让我不由想起8年前，那场轰轰烈烈的时光。
我也曾是一名美术生。
我曾梦想考入中央美院。
一个小镇青年的艺考之路
亲历人/ROY
故事时间：2011-2020
故事地点：北京、山东
2011年秋天，我从山东枣庄来到北京，在北京的东四环找到了之前在网络上联系好的艺考学校。
那个学校在中央美院旁边，央美附近有花家地街的几个小区，我的学校就坐落在那个小区的幼儿园旁边，那是一所北京颇为知名的艺考美术学校，每年央美和清华美院的校考通过人数过百。
在那之前的几个月，我学画一年，从小镇走到省会，在省会的画室当第一名。直到老师跟我爸爸说：
“送到北京去学一学吧，孩子天赋很强，有希望上个美院，”
那天我和爸爸手挽手走在回家路上，夏夜的晚风一点不冷静，搞得人情绪泛滥，我坚定的说：“我想上中央美院，想去北京学画画。”
我们家是农户家庭，为了让我去北京学画画，家里拿出前几年所有的收入。
爸爸给我带了一张卡，里面存了30000，走之前我背了一个巨大老旧的登山包放衣服画材。在爸妈肩头哭了一阵，踏上北去的火车。
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，从北京西站出来 ，跟随挤攘的人群走上天桥。身边的每个人都匆忙又野蛮，我有点害怕，心里想北京的人也不洋气啊，怎么跟我们小县城的面貌无二。
西站巨大的人流量使它像一头光怪的吞噬兽，我狠狠心打了个车，听到目的地是望京，出租车师傅的声音显然有些振奋：“好嘞您！咱出发！”
来到艺考学校的第一个月，我和5个男生住在403号宿舍。宿舍里有湖南名校雅礼中学的学霸；有来自河南，3岁就开始学画的同龄人；也有师从名家的北京孩子。
我每天6点起床吃早餐洗漱之后到画室，上午画素描，下午画水粉，晚饭后画十张动态速写才回寝室，但只能算得上是画室中游。宿舍里那个雅礼学霸刚来的第一个星期，就惊艳了我们长期班的100多个同学。
我隐隐感到那个差距并不是多画几年画得来的，他的艺术感觉非常特别，因为他整个人的个性就非常特别，在我们只会服从的年纪，他对规则有一种蔑视。
有一天早晨我刚睁眼，看到雅礼学霸已经在准备出门，我问他这么早去干什么。他说自己要去菜市场，写生。
我一骨碌翻起来穿好衣服，跟他说：“我也去！”
来到菜市场，我俩各自找了一个角落放下小马扎，边迅速捕捉人物和场景的联系，一边大致构图、描摹动态、回忆细节。偶尔我向他请教形准。
写生完我们匆匆吃了个早饭，我提议回去吧，雅礼学霸轻描淡写的说：“去央美转转吧，你还没去过吧？”
我还真没去过，主要原因是一个人不敢去，找人一起去又显得太矫情。
我们俩边走边聊天，花家地南街那一块大多是老小区，安静舒适，唯一的杂音是街边停着的面包车，上面是各大画室的名字“李靖画室”“黑白灰画室”“水木清华画室”……
它们以中央美院为中心点，在周边一年又一年的办学招生，每年的夏秋是招生的旺季，面包车上是毫无艺术美感的荣誉大字报，诉说着往年的校考通过率。
每个画室都有几个传说，比如老刘已经32岁了，他已经考了10年央美，最近7年每年都拿证，但是文化课卡在腰间过不去。
再比如隔壁某某画室的创立人就是考了8年央美的老李，很多人把大把的青春放在美院梦，可是这份学上出来性价比不高。
你是熬着当艺术家，还是熬不住了去考前班代课？
闲话闲想着，我和雅礼学霸走进了央美，穿过灰蒙蒙的教学楼，来到灰蒙蒙的美术馆，手掌摩挲着这座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的“蛋壳”表面。
我们走到钟楼下的草坪上，阴天的校园并不十分美，那阴翳的场景，就像这座沿袭苏派画法的沉重艺术高阁。
我盯着校园里每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蓬勃的学生，心里感慨：央美啊，我来啦。
那段日子，和雅礼学霸关系变的很好， 他讲了好多从小镇里出来的我不曾知道的事：
讲中央美院外还有更牛逼的列宾美院；讲罗斯科、霍克尼、八大山人；讲莫奈和透纳的颜色才是最漂亮的；丢勒的局部素描有多扎实……
我渐渐觉得照本宣科的考前培训，根本就不是自己想画的。
冬天很快就到了，我却越来越懒散，北京的12月已经让人完全起不来床。除了雅礼学霸之外，我也有了新的圈子，跟画室里的一帮“混子”兄弟慢慢亲近。
他们几个来自东北，家里都很有钱。有几个闲暇的周末，他们邀我一起去工体的老牌夜店VICS，那时候我还从没去过酒吧这种地方。
出租车开过北京五光十色的立交桥，堵在三里屯附近，太古里的灯光让人昏头，商场门口的都市女郎各个穿了长靴，露出20公分的大腿。平时看静物看石膏像的眼睛，此时只觉得酥麻。
他们开了5000的卡座，我小心翼翼的堵着耳朵坐在他们旁边，空气里弥漫的香味陌生又令人害怕。
那一年北京还没禁烟，面前几个16、7岁的少年，熟练的点起一支烟，皱着眉头猛吸几口，很快也把烟塞进我手里，我装作自然的样子，轻轻吸上一口，等着烟在手里慢慢燃尽。
第二天，夜不归宿的我们5个人被学校通报批评了，老师打电话告诉了家长。家乡的爸爸打来电话，我们两个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小时，他问我：“还有钱吗？”。
挂了电话，我在厕所哭了一晚上，想了一晚上。
最后的两个月我没什么记忆，除了睡觉吃饭，就是裹着军大衣画画。每天洗十几次笔筒和调色板，手背皴的像砂纸。
最苦的时候，一个月都没有洗过衣服，从内衣到外衣都是颜料点。
中央美院校考那天，凌晨3点才收好画箱和画板，躺在床上两个小时都睡不着。7点起床，和老师同学一起吃了早饭，长期班老师带着来到央美校门门口，用大喇叭跟大家强调：“眼睛观察，脑子分析，画到的内容不要有盲区！”
进考场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感觉手脚冰凉，第一门是素描，题目是“我心中的中国地图”。
脑海中冒出的是家乡的村庄，奶奶家农舍的灶台墙面上，钉着一张有点被油烟熏出黄色的中国地图，奶奶抱着年幼的我在地图前指向我的家乡。
我把心中的画面画了上去，边画边流汗，紧张到握橡皮的手都在抖。
接下来的水粉考试和设计考试，也进行的无功无过，画完只觉得后背出汗，心力交瘁。
最后一门考试结束，我漫无目的的走在央美校园里，在校园里的地下书店买了一杯咖啡，听旁边的人讨论：“复读吗？我反正要复读，死也要上。”
离开北京以后，我回到老家继续学文化课，央美校考成绩公布的那天，我平静的查了成绩，离合格分数差7分。
我没过校考，仿佛在意料之中。
我在小镇的河边走了两圈，走到轨道旁，沿着夕阳的方向越走越远，突然疾驰的火车拉着汽笛在我身旁隆隆驶过，像是驶过我的青春。
那年，我拿到了5个学校的合格证，其中有两个北京的一本学校。参考往年分数两个学校都可以上，但有风险。
家里已经掏空金钱，无力再承受复读一年的风险。于是我选择报了一个稳妥的二本，和那个北京梦彻底说了再见。
2016年毕业之后，我从西安来到北京工作，机票和高铁票塞满了钱包。走出北京西站的时候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天桥，也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心情。
我总是路过央美，去小白楼买些文具，但那道神圣的光芒我再也找不到。东城或者西城，每一个地标对我来说都是生活的不同部分而已。
2011年的那个北京，好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。
